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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贵州科学家面对面》之二:严谨是最好的标尺

编者按:继7月18日,本刊推出专栏《与贵州科学家面对面》,今天刊载第二篇采访谢先德院士的杂记《严谨是最好的标尺》以飨读者。

谢先德(1934年生),地质学家,地质矿物学家。江苏镇江人,曾于1966年至1994年在贵州工作30年,现任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科协名誉主席。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2001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7年成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

采写谢先德院士开始并不顺利,我按编辑部提供的电话给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人事处的领导发过短信,也得到了恰当的回复。回复的内容大致是要院士本人同意采访。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当时我就想,领导有领导的难处,谢院士毕竟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83岁高龄还在出重要的科研成果,哪里是谁想见就能见的?于是我就在网上找与他相关的报道和他的专著和论文。功夫不负,与他相关的文章我在网上阅读了不下30万字。有这30万的文字资料垫底,先弄个一万、八千的文字来投石问路。投石问路的文稿我写了1.5万字。之前我想用快递投寄过去,我在网上寻找他地址的时候,很幸运地找到了他的邮箱。

第一封电子邮件于2017年7月19日发出,在邮件里介绍了这项工作是哪个部门开展的,也介绍了我所从事过的职业,邮件附上初稿,并询问了他的《传记》由我来写是否合适等相关事宜。2017年7月20日下午4:16我收到他回复的邮件,邮件中说:“我知道按省里规定您重点要写我在贵州的工作,其实1966年6月我从北京地质研究所调来贵阳地化所,到1988年3月中科院调我到广州分院主持工作才离开贵州,我在贵阳工作了快22年。现在的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在1986年到1994年间,称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分部。我到广州后,我的研究工作还是在地化所广州分部(我的编制也留在分部好几年,1994年我正好60周岁),这样加起来,就有30年在贵州的经历,人生能有几个30年啊!?”

2017年7月23日(星期天)中午11:40时,我收到他的第二封邮件。他对初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并附了一些相关资料,他在邮件中说:“我已经把稿子做了些修改,主要把事实和时间搞准确,没有文字修饰,仅供您写稿时参考。我删除的部分可能欠妥,最后请您作主去留。”

我一边对他修改过的初稿连同他发给我的资料认真阅读、尽量消化吸收,一边对之前搜集到的文献进行再次阅读研究,为第二次创作作准备。2017年8月14日下午4:04时,我把第二稿再次发给他审阅,并向他提出请求采访他的学生著名科学家陈鸣博士。2017年8月18日中午11:52时,谢院士再次对我的邮件进行回复。他在邮件中写道:“稿子我做了一些修改,可能不当,仅供您参考,现发给您审阅。”在此期间我以邮件的方式采访了他的得意门生、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鸣博士和中南大学教授谷湘平博士后,并得到了他们至真至诚地支持。2017年8月28日上午10:21时,我把第三稿发给谢院士审阅。2017年8月30日中午12:12时我收到谢院士的回复,他在回复中说:“您辛苦了!衷心感谢您这两个月来为写这篇传记所做的一切,您阅读了这么多的参考文献是我没有料到的。文章写得十分亲切动人,我自己都深受感动。太谢谢您了!您写的第三稿我只做了很少的修改和少量的补充,全用红色标出,仅供您参考!”2017年9月1日上午10:28时,我把当时的定稿发给编辑部,算是把这事告一段落。

这事几乎忘了,我习惯于做一件事后就把它忘记,然后另起炉灶。春节刚过,接到省作协秘书长孔海蓉的电话提及此事,才知道还有一桩事未了。之后去编辑部听取孙保华厅长和廖友农主编对那篇稿子的意见。遵照他们的安排,于2018年3月4日对稿子作了第四次修改,并于当天中午1:50时把稿件发给谢院士,并向他提出拜见他的申请。第四稿连标题都改了,改成《上天入地、上下求索》。前四个字来源他的一篇学术报告,后四个字自然来自屈原。

等待时间虽短,但总觉得漫长而又幸福。2018年3月7日下午5:34时,我收到谢院士的回信:“您4号的来信已妥收,因这几天事情较多,没及时回信,请见谅!明天我将认真拜读一下新修改的稿件,然后给你回信。欢迎你来广州,我在安排好日程后将告诉您来穗的时间,好吗?”2018年3月13日上午10:16时谢院士在另一封邮件中说:“文稿我已拜读毕,修改得很好,我只有个别改动。我现在每星期二和四来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上班,其他时间在广州分院或在家里工作。所以我想请您下周二来广州,您坐飞机或乘高铁来均可,我会去机场或广州南站接您的。请告我您计划在广州停留几天,以便为您预定宾馆房间。见面再叙!”我自然是兴高采烈。接站和预定房间的事哪能让他操劳,当然回绝。后来时间定于3月19日,我于3月18日赶赴广州。

说来我还是问心有愧,3月19日一早,谢院士得陪老伴到省医去检查身体,按我的理解,下午就不能再打扰他了。可他当天中午又给我一封邮件,约定下午3:30到他广东省科学院的办公室会面。可他不光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还是别人的老伴、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老这样打扰来打扰去,于心何忍?但这打扰是终归要做的,我咬咬牙,按约定的时间去了他的办公室,终于得以采访谢老。

第二天上午,他引领我参观了由他一手建起来的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他再次对稿件进行审读,发现了其中的一个错字。他亲手把稿子打出来,在眉批上签下:谢先德。2018年3月20日。

屈指数来,这项工作起起落落用了10个月的时间,也算得上四易其稿,时间是不短的。谢先德院士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大科学家。大科学家身上不仅拥有的是无穷的智慧,而是对做事那份严谨的态度。这于我来说是最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如果我将来还会写一些文字,应该不会去写得天花乱坠,而是向谢先德院士学习严谨。因为严谨是最好的标尺,最能衡量事物的长短。(作者徐必常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文学创作,贵州文学院《贵州作家》副主编 《贵州日报·科技周刊》)